元朝
1276年，蒙古人迫使南宋王朝投降，草原上的民族第一次统治了全中国本土。元朝统治者将国民分为四等，即蒙古人、色目人（西夏、西域等地人口）、汉人（原金朝统治下的北方汉族人）、南人（原南宋统治下的南方汉族人）。汉族人地位低下。元初统治者不设科举制，汉人官员多为小吏，只有少数例外在朝廷高层任职。民族歧视政策加上汉人难入仕途的现状，使不愿意和蒙古人合作的文人只能靠教书、行医、卜卦、卖画谋生，戏剧写作也是他们的收入来源之一，这大大促成了元代戏曲文学的繁荣。另一方面，心绪失落的文人往往寄情于书画，文人画作为文人思想寄托和抒情遣兴的手段进一步流行。因为元代没有专门设立画院，除了少数供职于宫廷的专业画家外，大都是身居高位的士大夫画家和在野的文人画家。文人画成为画坛的主流。
元初南方有一批隐居不仕的遗民画家，他们多以绘画来表达自己的故国之思。其中龚开、郑思肖和钱选是其中的代表人物。龚开原来是南宋一小吏，入元后靠卖画为生，钟馗鬼怪、嶙峋瘦马，都是他擅长的题材。代表作《中山出游图》（美国弗利尔美术馆）画的是钟馗携小妹出行的情景，画中鬼形态奇谲，怪异荒诞；在另一幅代表作《骏骨图》中，龚开画了一匹肋骨根根突出的垂头瘦马，似乎有隐而不发的悲怆。这些非人与异马的形象可以说是宋亡后龚开愤懑心境的写照。郑思肖，宋末时为太学生。宋亡后，他每当坐卧必然向南，发誓不与北人交往，所以自号“所南”。他的名作《墨兰图》，有叶而无土，有人问他为何不画土，他回答：“地被人夺，君不知耶?”钱选，在宋亡后也以卖画谋生，曾作诗句“不管六朝兴废事，一樽且向画图开”表达自己的志向。《浮玉山居图》是他的山水画代表作，而他的花鸟画成就最为突出，在大多数作品上都有自己的题诗或跋语，这一诗书画结合的特色逐渐为后世文人画家所采用。
南宋故都杭州一带曾是文人荟萃的中心，另一位元代著名画家赵孟?也曾生活于此。他是宋朝宗室后人，杭州失陷后十年中，他闭门不出，只与一些诗书画同好交往。1286年，忽必烈派人到南方网罗士人，赵孟?接受邀请北上当官，选择了和大部分南宋遗民画家不同的道路。1316年，赵孟?出任汉人鲜能升迁到的要职，开始掌管翰林院。利用职务之便，他搜集到大量唐代和北宋的名家名作，从中汲取到摆脱南宋画风的灵感。赵孟?在山水画和人物鞍马画上都颇有建树。他的山水画结合了唐代古朴画风和董巨的宽阔气象，创作出如《鹊华秋色图》这样的杰作。《鹊华秋色图》是一幅为了慰藉友人的思乡之情而作的记实作品，杂糅了北方山峦与南方水乡的景致，融合水墨山水和青绿山水的特点，对元四家与后世山水有深远影响，在山水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。《幼舆丘壑图》、《洞庭东山图》、《重江叠嶂图》、《吴兴清远图》、《水村图》等都是他的重要山水画作。赵孟?的人物鞍马画同样取唐代与北宋名家之长，造型准确生动，气格古雅。《秋郊饮马图》与《浴马图》兼有唐代之富丽和宋代之清雅，是他人物鞍马画的代表作。另外一幅《调良图》则有北方游牧民族鞍马画的特色，狂风大作中的一人一马非常有动感与感染力。人物画《红衣罗汉图》受唐人卢楞伽所画罗汉的影响，画的是一位天竺僧的坐像，风格浑穆。《二羊图》中一只绵羊一只山羊，绵羊头高昂，山羊首低俯，有评论家认为二羊象征着赵孟?心目中的蒙汉关系，如果将后人在二羊之间的题款去掉，它们之间的互动会更加明显。赵孟?的枯木竹石画继承了北宋文人画的风格，重意蕴，重画家的品格表现，提出以书法入画的观点。《秀石疏林图》体现了他的这些观念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虽然赵孟?决定在元代朝廷中任官的抉择令他终身受汉人谴责，后人非议，但他并未帮助蒙古人欺凌汉人，相反，他大力在朝中推行儒家道德规范，建议币制改革，协助废黜因腐败而臭名昭著的色目丞相桑哥，并建议让文人士子免受体罚。他的品格在他的书画中也能有所反映。在政治上赵孟?虽然与钱选分道扬镳，在艺术观念上两人却志同道合，他们共同发起了提倡“古意”与“士气”的文人画思潮，对元代文人画影响至深。赵孟?的家人中出了不少画家，他的妻子管道升是中国第一位以画名著称的女性，他的儿子赵雍也擅长画画，外孙王蒙则是元四家之一。
元代前期还有一位江南文人画家名叫任仁发，他既是一位出色的画家，也是一名出色的水利专家，曾主持规划吴淞江、黄河、练湖、大盈港、乌泥泾和海堤等工程。他师法唐风，以人物鞍马画著称，代表作《二马图》与《张果老见明皇图》。《二马图》中画肥瘦两匹马，肥马比喻贪官，瘦马比喻清官，这一类寓意手法在元代绘画中并非罕见。
元初北方画家中名声最高的是高克恭。他是回鹘人，也就是色目人，官至大中大夫。他初学米氏云山，后学董源巨然，代表作《云横秀岭图》等。另一位北方画家李?以画竹闻名，师法苏轼、文同，著有《竹谱》一册，对各类竹子情状和各种竹子画法有详细记述。李?官至集贤殿大学士，与同时的赵孟?成为元代画家中官职最高的两个汉人，但由于北方失陷已久，人们对北方人在元朝廷中出任官职不像对江南人那样苛刻。
元代中后期，仁宗恢复科举，英宗和文宗推行积极的文化政策，但科举考试制度还是非常偏袒蒙古人和色目人，汉人地位低下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。这个时期文人画家多集中在江浙一带，如被称为“元四家”的黄公望、吴镇、倪瓒和王蒙，这四名画家生活的时期相近，都擅长山水画并受赵孟?的影响，虽然个人经历不同，不得意的境遇却相似。
黄公望是四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位，曾任浙西廉访司使的书吏，因上司贪污案受牵连入狱，查明无罪后获释。出狱后他断了入仕途的念头，转而以卜卦和教书谋生。黄公望完善了浅绛山水，用笔简远而疏放，师法董巨而又有对传统的突破。《富春山居图》完成于他八十二岁时，是他风格纯熟之作，整个绘画过程时断时续持续了近三年。这幅画描绘的是富春江岸初秋的景色，卷长六米，景随人迁，人随景移，笔法富书法意味，达到文人所追求的平淡天真的境界。
关于吴镇的身世有两种不同说法，一种是他靠卜卦为生，终身潦倒，另一种说法是他的家族从事商船产业，他从不用担心生活来源，关于他的性格倒没有分歧，一辈子孤洁清高，不求功名。吴镇善于用湿墨表现山川木石，造成画面苍苍莽莽，有林下风的效果，代表作《渔父图》等。
倪瓒原本是无锡一带的富裕乡绅，因苛捐杂税繁重，他五十岁上变卖掉所有家产，开始过一种浪迹江湖的生活，有时栖身禅院，有时借住朋友家，晚年则住在一艘漂游于江南山水之间的船上。倪瓒的画虽有亭却无人，虽有水却无舟，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萧索意味，为失意的文人所称颂。他的构图看似脆弱，却奇妙地蕴含着内在的平衡，笔法看似简拙稚嫩，实则极难摹仿，诸种品格令他常被奉为文人画家的典范。代表作有《渔庄秋霁图》、《六君子图》、《梧竹秀石图》等。
另一位画家王蒙比较特殊，他出身名门，自小受外祖父和舅父的熏陶，也许正因如此，他在政治仕途上的态度并不像其他三家那么决绝，元末乱世中，他时而隐居，时而出仕，在元代和明代都作过小官吏。他的山水画里山石总是繁密而扭曲宛转，然而却不显得拥挤，山势中存在一种内在的秩序。从《青卞隐居图》、《葛稚川移居图》、《夏山高隐图》中都能发现他的这些特点。明初朱元璋为巩固政治统治，以左丞相胡惟庸企图谋反为由肃清逆党，株连达三万余人，王蒙被牵连而入狱，随即病死狱中。
元四家发展了赵孟?所开创的运动，元代之前的画家成就都是建立在前一代画家基础上代代传承的，如一根链条一样环环相扣，赵孟?、钱选和元四家等人却直接师法古意，以整个美术史为基础选择自己的学习对象；对自然的直接模仿进一步被抒发艺术家的个性意气所代替，文人和非文人画之间的鸿沟开始形成。
由于元代复杂的民族、阶级、社会矛盾，画家们大都愿意选择山水、枯木竹石、花鸟来抒发胸臆，人物画相对萎靡，虽然有画艺高超者，却没能形成大的影响。人物画家中元初的刘贯道为宫廷服务，如《元世祖出猎图》画的就是忽必烈身穿白裘骑着青鬃马在广漠中出猎的情景。他笔下的汉人往往是在床榻上袒胸露腹、一派闲散无聊的文人形象，是蒙古人统治下文人不问世事的象征。另一位元初人物画家颜辉擅长道释画，现存于日本京都智恩寺的《李仙像》是他的代表作，画中铁拐李仙衣衫褴褛，容貌丑陋，却有像鹰隼一样锐利的目光，似乎能一直穿透人心。颜辉在日本颇受欢迎，对日本室町时代的绘画有较大影响。
虽然文人对元代统治者一直都有效极反抗的情绪，然而最后终结这个时代的却是经济上的破产：宋代支柱性的冶铁业到了元代一蹶不振，此后再也没有恢复原先的活力，税收制度混乱，大量印钞造成通货膨胀，人口从约一亿两千万锐减到六千万。民不聊生导致元末各地均出现了揭竿而起的草莽，直到一位出身底层的贫苦农民再度控制中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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